第236章 卫所军无战力，怪谁？（1 / 1）

再说皇太极率领八万大军，进入关内后，接连攻克了保安州、应州、灵丘、浑源州、蔚州、赤城、龙门所、万全、怀安，长城沿线官兵的粮饷还能有所保证，进到关内的卫所军，本来生存的依仗是田地，明代中后期，宗室、勋贵、官僚通过“奏讨”“投献”等方式大规模兼并军屯土地。如嘉靖年间，顺天等八府军屯被占达40%，万历年间大同镇屯地“十去其五”，士兵失去土地后沦为佃农，甚至逃亡成为流民。如宣府镇在正德年间，军屯户数从十二万锐减至三万，“田归豪右，军无恒产”。官府把军屯视同民田征税，甚至加派“辽饷”“剿饷”等苛捐。如万历年间，军屯每亩赋税从明初的零点三石增至一点二石，士兵“耕不得食，徒为地主佃作”。军官强迫士兵私垦荒地，收获物大部分被克扣，导致“屯卒困于诛求，往往弃屯而逃”。军官通过“虚冒兵额”“扣克月粮”牟利。如崇祯年间，大同驻军账面十万，实际仅两万，军饷被将领私分，士兵“日给米不过半升，尚不足充饥”，高级将领将士兵充作家奴、工匠，从事商业经营或劳役。如蓟镇总兵戚继光曾奏报：“边军三分之一为将官私役，修宅、抬轿、贸易，无暇训练。”正统年间，全国卫所缺额已达六成；至明末，京营“额兵十万，实存者仅万余”，边镇“士马半耗，器械朽钝”。

士兵逃亡率高达七成，如万历年间，宁夏卫“原额军一点七万，存者仅三千”，逃亡者多因“饥寒交迫，不堪虐待”。

卫所军器局生产效率低下，劣质兵器泛滥。如嘉靖年间，士兵所用刀“柄易脱落，刃多锈钝”，弓箭“筋胶不固，射不过三十步”。

马匹管理混乱，边镇战马“瘦损者十之六七”，甚至出现“以羊代马”充数的荒唐现象。

明初“卫所月操三次”的制度，至成化年间已“十年不阅”。士兵平日“耕田负薪，与农夫无异”，战时“执械而立，两股战栗”。

将领疏于训练，甚至以“科敛钱财”替代操练。如万历年间，蓟镇士兵“惟知纳银免操，不知武艺为何物”。

卫所军户被列为“贱籍”，与民户、匠户隔离，社会歧视严重。士兵“视同奴隶，婚姻不通，生计日蹙”，缺乏职业荣誉感。

军户子弟被迫世袭为兵，有才者不得科举，有力者不得从商，导致“豪杰之士耻为军伍”。

军户为逃避兵役，或自残肢体，或买人顶替。如正德年间，广东卫所“市无赖子代役，名为‘帮丁’，实则冒领粮饷”。顶替者多为地痞流氓，无作战能力，甚至“临阵脱逃，反劫民财”，加剧军队劣化。

明中期后，文官集团主导军事决策，武将地位低下。如蓟辽总督袁崇焕杀毛文龙，反映出“以文制武”对军队指挥的破坏。

卫所军的调遣需经兵部、督抚、总兵多重审批，“事权分散，动辄掣肘”，无法应对突发战事。嘉靖后，明朝将军事重心转向“九边”重镇，内地卫所被边缘化。如南直隶卫所“兵不习战，城不设防”。

万历三大征后，明朝财政枯竭，卫所军“粮饷拖欠达三年以上”，士兵“鬻子卖妻，逃亡相继”。

小冰期引发的饥荒加剧士兵哗变，如崇祯元年年陕西边军因缺饷哗变，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导火索之一。明中期后，募兵制逐渐取代卫所制，但卫所军未及时裁汰，形成“两套体系并行”的混乱局面。募兵待遇月饷一点五两，而卫所军仅零点三两，导致卫所士兵“心向募兵，厌弃卫籍”。

卫所军未能融入火器化军事改革，仍以冷兵器为主，面对后金的“铁骑+火炮”组合，战斗力差距悬殊。

正当皇太极在大明复地烧杀掳掠，如入无人之境，他的部下蒙古旗就收到老窝被端消息，蒙古旗的人再也无心恋战，纷纷向皇太极提出要求回援漠东蒙古，皇太极看看这次入关已经收获满满，也就同意撤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