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章 清明上河图里的大宋繁华（2 / 2）

靖康二年（1127年），金兵攻破汴京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与无数珍宝一起被掳往北方。据元代杨准题跋记载，这幅画后来流落到金国人张着手中，他在卷后写下最早的跋文：\"翰林张择端，字正道，东武人也。幼读书，游学于京师，后习绘事。\"这段文字成了考证张择端生平的关键史料。

元代时，画作落入收藏家杨准手中。当时有个和尚想借观，杨准故意在画中藏了一枚铜钱，和尚归还时铜钱移位，杨准遂感叹：\"此画有灵，不容俗子亵玩。\"这个故事被记录在《东观余论》中，反映了文人对珍宝的独特守护方式。到了明代，画作先后被严嵩、项元汴等收藏家拥有，项元汴在裱边写下密密麻麻的收藏印记，光是\"天籁阁\"的钤印就盖了37处，堪称古代版的\"到此一游\"。

清代乾隆年间，《清明上河图》进入皇宫，被收录进《石渠宝笈》。乾隆皇帝对这幅画爱不释手，在卷首题下\"清明上河图\"五个大字，还命宫廷画师临摹了多个版本。

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后，《清明上河图》随故宫文物南迁，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旅程。据押运官那志良《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》记载，运输途中有次遇暴雨，木箱进水，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抢救，发现画心因用澄心堂纸绘制，竟未受大损——这种北宋的\"特种纸\"，无意间成了文物的保护神。1949年后，画作被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每年展出时都要控制温度湿度，用特殊的展柜避光防尘，享受着\"国宝级\"的待遇。

在明代以前，张择端主要以\"界画（注：以宫室、楼台、屋宇等为题材，用界笔直尺画线的绘画）高手\"闻名。董其昌在《画旨》中评价：\"张择端界画精工，然失之板，不若米家云山有天趣。\"这种评价反映了文人画派对院体画的偏见。直到清代，石涛在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中才首次提出：\"张择端画市井，如见其声，如闻其语，此非胸有万象者不能为。\"开始认识到其写实价值。

20世纪初，随着西方艺术史理论的传入，张择端的地位发生了根本转变。陈师曾在《中国绘画史》中指出：\"《清明上河图》之妙，在以写实手法记录社会，此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之写实绘画异曲同工。\"徐悲鸿更盛赞：\"张择端是中国最早的现实主义画家，他的画是北宋的'纪录片'。\"这种评价将张择端从\"画工\"提升到了\"艺术家\"的高度。

在海外汉学界，《清明上河图》被视为研究北宋社会的\"图像百科全书\"。美国汉学家高居翰在《图说中国绘画史》中分析：\"画中虹桥的结构、商铺的形制、服饰的细节，为我们提供了文字史料缺失的社会图景。\"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甚至将画中出现的160多种职业分类统计，写成《北宋汴河两岸的职业结构》，这种\"图像社会学\"的研究方法，让一幅画变成了一部活的历史书。

围绕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伪，学界争论了数百年。目前公认的\"真迹\"是北京故宫藏本，但历史上至少出现过30多个版本：

仇英仿本：明代画家仇英临摹的版本最负盛名，他将北宋汴京改为明代苏州，画中出现了昆曲表演、文人雅集等吴地风情，被称为\"苏式清明上河图\"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仇英本，画中茶肆的楹联写着\"客至心常热，人走茶不凉\"，这种明代才有的俗语，成了断代的重要依据。

清院本：乾隆元年（1736年），宫廷画师陈枚、孙祜等人合绘的版本，融合了宋、明、清三代的建筑风格，还加入了西洋透视法。画中出现的热气球（当时叫\"天灯\"）、西洋钟表等元素，反映了清代宫廷对西方科技的想象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

伪本：20世纪50年代，有人声称发现了张择端的\"早本\"，画中汴河两岸有更多农田，人物服饰也更简朴。经徐邦达等鉴定家考证，此本实为南宋人仿作，因为画中出现了\"交子\"（纸币）的图案，而北宋交子主要在四川流通，汴京多用铜钱，这个细节暴露了作伪者的时代局限。

北宋宣和末年（1125年），张择端在流亡途中病逝，享年约四十六岁。临终前，他指着未完成的《金明池争标图》对弟子说：\"吾画市井，非为娱人，乃存史也。\"这句话道破了他的创作初心——在文人画追求\"逸气\"的时代，他选择用画笔记录普通人的生活。

今天再看《清明上河图》，会发现张择端的三大超越：一是\"超越时空\"——他将不同时辰、不同地点的场景浓缩在一幅画中，创造出\"多维时空\"的视觉体验；二是\"超越阶层\"——在士大夫主宰的艺术世界里，他为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者留下了影像记录；三是\"超越技法\"——他打破了\"界画\"与\"人物画\"的界限，开创了\"全景式社会写实\"的新范式。

当我们在故宫的展柜前驻足，看着画中那个撑船的船工、叫卖的货郎、玩耍的孩童时，会突然明白：张择端画的不是盛世赞歌，而是一个王朝的日常。在那些汗流浃背的纤夫、讨价还价的商贩、东张西望的行人身上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北宋的市井风情，更是人类共通的生活本质。这或许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终极密码——它用画笔告诉我们，最普通的日常，才是最永恒的历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