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35章 理想信念录，宣公十四年（2 / 2）

民间层面，理想信念也在日常中悄然渗透。“孝”成为核心民间伦理，“举孝廉”制度将“孝行”与仕途挂钩，使“敬老爱亲”从道德倡导变为社会共识；春节、中秋等民俗逐渐成型，百姓在节庆中祭祀祖先、团聚家人，既传递着“家族兴旺”的朴素理想，也暗含着对“国泰民安”的集体期盼；而“游侠”文化在汉代的盛行，虽带有对现实不公的反抗色彩，但其“重然诺、轻生死”“路见不平拔刀相助”的精神，本质上是对“正义”“侠义”理想的民间表达，与官方倡导的“仁政”信念形成互补。

可以说，秦汉时期完成了中国理想信念的“制度化整合”。它以“大一统”为核心目标，以儒家思想为理论主轴，将政治理想、伦理规范、天命信仰与民间渴望熔于一炉，构建起一套服务于封建王朝、又能凝聚全民共识的精神体系。这一体系不仅为两汉四百年的稳定奠定了精神基础，更确立了后世中国理想信念的基本框架——“大一统”的国家认同、“仁政民本”的政治理想、“忠孝节义”的伦理追求，从此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精神内核。

随后不久，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原大地陷入“政权更迭频繁、战乱连绵不绝”的动荡格局，秦汉以来确立的“大一统”理想与儒家正统信念受到剧烈冲击。这一时期，理想信念告别了此前的“整合归一”，转而呈现“多元分化、上下疏离”的特征——统治阶层的理想聚焦于“政权存续与疆域争夺”，文人士子的信念转向“精神避世与生命觉醒”，而百姓的渴望则回归“免于战乱、苟全性命”的朴素诉求，不同群体在乱世中各自探寻着精神的出路。

在政治层面，各路枭雄与割据政权将“逐鹿中原、统一天下”或“偏安一隅、保境安民”作为核心理想信念。三国时期，曹操以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为策略，怀揣“周公吐哺，天下归心”的抱负，试图重建统一秩序；刘备以“兴复汉室，还于旧都”为旗帜，坚守“仁德布于天下”的政治信念，吸引无数志士追随；孙权则立足江东，以“保据父兄基业，抗衡中原”为目标，追求“江东永固、百姓安乐”的局部安稳。而到了东晋与南北朝，偏安江南的东晋王朝以“恢复中原”为口号，却难掩“门阀专权、苟且偷安”的现实，其理想信念沦为维系统治合法性的象征；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北魏、北周等，则在“汉化”与“保持本民族特色”的矛盾中探索——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，以“融合胡汉、构建正统王朝”为理想，试图通过文化认同巩固统治，这些政治理想虽因乱世而多成泡影，却始终延续着“大一统”的精神基因。

对于文人士子而言，乱世的动荡与儒家正统的式微，让他们的理想信念发生了深刻转向——从“兼济天下”的入世追求，转向“独善其身”的精神避世。魏晋玄学的兴起，成为这一群体的精神寄托：何晏、王弼以“贵无”为核心，主张“名教出于自然”，试图在动荡中探寻宇宙与生命的本质；嵇康、阮籍则以“越名教而任自然”为信念，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，通过“竹林七贤”的放达生活，表达对自由精神的追求。他们不再执着于仕途功名，而是将理想寄托于“清谈玄理、寄情山水”，在《兰亭集序》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”的感慨中，在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”的世外桃源想象中，构建起一个远离战乱、回归本真的精神家园——这份对“精神自由”与“理想栖居地”的向往，成为乱世中文人理想信念的核心。

与此同时，佛教的广泛传播与道教的日趋成熟，为不同阶层提供了新的理想信念选择。佛教“因果报应”“生死轮回”的教义，给予身处苦难中的百姓以精神慰藉——他们相信“积善积德”能换来来世的安稳，将对“美好生活”的渴望从现世寄托到来生；而佛教“慈悲为怀”“普度众生”的理念，也吸引了众多文人士子，如谢灵运、支道林等，将佛教思想与玄学融合，形成“佛玄合一”的信念体系。道教则在民间与上层社会同步发展，民间道教以“太平盛世”为理想，发动如“孙恩卢循起义”，试图通过宗教力量改变现实苦难；上层道教如葛洪、陶弘景等，以“炼丹修仙、长生不老”为追求，将理想聚焦于个体生命的永恒，为统治者与文人提供了另一种精神出路。

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，成为理想信念的“情感宣泄口”。曹操的《短歌行》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”，既有对统一天下的渴望，也暗含对乱世人生的感慨；曹植的《洛神赋》以瑰丽想象塑造洛神形象，寄托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与现实失意的怅惘；陶渊明的《归园田居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将“归隐田园”的理想化作质朴的诗句；而北朝民歌《木兰诗》中“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”的豪情，既展现了百姓对“保家卫国”的认同，也暗含对“战乱平息”的期盼。此外，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画、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的佛像雕塑，以宏大的艺术体量传递着佛教“庄严国土、利乐有情”的理想，成为宗教信念的直观表达。

民间层面，百姓的理想信念回归最朴素的生存诉求。在“白骨露于野，千里无鸡鸣”的乱世，他们不再奢求“国泰民安”的宏大愿景，只求“有田可耕、有饭可食、家人团聚”；节庆民俗中，祭祀祖先、祈求平安的仪式愈发隆重，如春节“驱邪避凶”、端午“祈福安康”，这些习俗承载着百姓对“远离灾祸”的卑微渴望；而“侠客”文化在民间的延续，如《搜神记》中记载的侠义故事，仍传递着对“路见不平、拔刀相助”的正义向往，成为乱世中底层百姓对“公平”的精神寄托。

可以说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理想信念，是乱世中的“精神突围”。它打破了秦汉以来的思想一统，在政治、文化、宗教等多个维度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面貌——既有对“大一统”的执着坚守，也有对“精神自由”的迫切追求；既有对“来世安稳”的宗教寄托，也有对“现世生存”的朴素渴望。尽管这一时期的理想信念多带有“避世”与“无奈”的色彩，却以其“直面苦难、多元探索”的特质，为隋唐时期理想信念的再次整合与升华，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。

而在隋唐之际，随着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、社会从动荡趋于安定，中国的理想信念探索迎来了“兼容并蓄、昂扬向上”的黄金时代。这一时期，秦汉的“大一统”传统、魏晋南北朝的多元思想（儒、释、道、玄学）与胡汉文化交融碰撞，最终凝聚成与盛世气象相匹配的精神体系——理想信念既延续了“家国天下”的政治内核，又融入了“开放包容”的时代特质，更增添了“个人价值与时代洪流相契合”的昂扬追求，实现了从“乱世避世”到“盛世入世”的精神转向。

在政治层面，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成为统治阶层与士大夫共同的政治理想。隋朝结束南北分裂，隋文帝以“开皇之治”为目标，主张“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”，通过完善科举制打破门阀垄断，试图构建“公平选官、吏治清明”的治理秩序；到了唐代，从唐太宗的“贞观之治”到唐玄宗的“开元盛世”，统治者以“君明臣贤、国泰民安”为核心信念，唐太宗秉持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民本思想，任用房玄龄、杜如晦等贤臣，追求“四夷宾服、海内升平”的宏大格局——他被尊为“天可汗”，正是“天下一家”理想的现实体现。此时的政治理想，不再是单纯的“政权存续”，而是“开创盛世、垂范后世”的雄心，正如《贞观政要》中对“任贤纳谏、以民为本”的推崇，成为后世治国理想的标杆。

科举制的成熟与完善，更让“学而优则仕”的理想深入士大夫心中。不同于魏晋南北朝的“门阀政治”，隋唐的寒门士子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，“十年寒窗苦读，一朝金榜题名”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——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豪情，杜甫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壮志，王维“圣代无隐者，英灵尽来归”的期待，皆展现了士大夫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入世理想。他们渴望通过仕途实现“兼济天下”的抱负，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治理的兴衰紧密绑定，这种“个人理想融入时代使命”的信念，成为隋唐士大夫精神的核心。

文化层面，儒、释、道“三教合一”的趋势，让理想信念呈现出“多元包容”的特质。唐代统治者奉行“三教并行”政策：儒家仍是国家正统，其“忠孝节义”“仁政民本”的理念维系着社会伦理与政治秩序；道教因李唐皇室尊奉老子为始祖而兴盛，“道法自然”的思想为统治者提供了“无为而治”的治国参考，也为文人提供了“寄情山水”的精神慰藉；佛教在唐代达到鼎盛，玄奘西行取经、鉴真东渡传法，“慈悲为怀”“普度众生”的教义既给予百姓精神寄托，也与儒家“仁爱”、道家“自然”相融合，形成“以儒治世、以道修身、以佛养心”的信念格局。这种多元融合，打破了思想壁垒，让理想信念既有“家国责任”的厚重，又有“精神自由”的灵动。

文学艺术作品更是将这份“盛世理想”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诗歌在唐代达到巅峰，李白的浪漫诗风中，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传递着对理想的执着；杜甫的现实主义诗篇里，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饱含对百姓的关怀，彰显着“忧国忧民”的信念；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《琵琶行》，在叙事中融入对“真情”“命运”的思考，展现了个人情感与时代背景的交织。此外，唐代的书法（如颜真卿的楷书雄浑大气，彰显“忠义”气节）、绘画（如阎立本的《步辇图》记录“天下一家”的场景）、雕塑（如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庄严，传递佛教“慈悲”理想），无不以艺术形式承载着时代的精神追求。

民间层面，百姓的理想信念也充满“盛世活力”。在“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”的物质基础上，百姓不再满足于“苟全性命”，而是追求“安居乐业、家庭兴旺”的美好生活——春节的团圆、元宵的热闹、中秋的赏月，民俗活动中增添了“欢庆盛世”的色彩；手工业者以“精益求精”为理想，唐三彩的绚丽、丝绸的华美、瓷器的温润，展现了对“技艺卓越”的追求；商旅之人则凭借“开放”的时代风气，沿着丝绸之路穿梭于东西方，将“互通有无、获取财富”的理想融入商贸实践，这些民间理想与上层社会的“盛世追求”相互呼应，共同构筑起隋唐的精神共识。

即便是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，理想信念虽增添了“忧思”与“反思”，却未失“重振河山”的初心。杜甫在乱世中仍坚守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”的家国情怀，白居易以《新乐府》“文章合为时而着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，试图以文学唤醒统治者的“仁政”信念，韩愈、柳宗元倡导“古文运动”，主张“文以载道”，希望通过思想革新重振社会伦理。这份在困境中对“盛世理想”的坚守，让隋唐的理想信念更具韧性。

可以说，隋唐时期的理想信念，是“盛世精神”的集中体现。它以“大一统”为根基，以“开放包容”为特质，以“个人与时代同频”为追求，将政治理想、文化信仰、个人抱负与民间渴望熔于一炉，既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恢弘气度，也为后世留下了“家国情怀”与“开放精神”的宝贵遗产，成为中国理想信念发展史上的巅峰篇章。

到了后来，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，中原大地再次陷入“政权林立、战火纷飞”的分裂格局，隋唐盛世的昂扬气象烟消云散，理想信念也随之褪去“宏大叙事”的色彩，转向“务实求生、局部安稳”的现实诉求。这一时期，无论是统治阶层、文人士子还是普通百姓，都在乱世的夹缝中探寻着精神的锚点——理想不再是“开创盛世、天下一家”的雄心，而是“保境安民、苟全性命”的卑微渴望，呈现出“上下求索却步履维艰”的复杂面貌。

在政治层面，各路藩镇将领与割据君主的理想信念，聚焦于“政权存续与势力扩张”的现实目标。五代（后梁、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）的开国者多为武将出身，他们亲历战乱，深知“枪杆子里出政权”的硬道理，理想不再是“以德治国”的伦理追求，而是“强兵固防、掌控地盘”的务实考量：后梁太祖朱温以“平定中原、取代唐朝”为目标，凭借军事力量终结唐祚，却因残暴统治难以维系长久；后唐庄宗李存勖怀揣“恢复大唐荣光”的口号，虽一度统一北方，却沉迷享乐最终身死国灭；直到后周世宗柴荣时期，才逐渐重拾“统一中原、开创治世”的抱负，他改革弊政、整顿军队，试图“十年开拓天下，十年养百姓，十年致太平”，这份务实而远大的政治理想，为后来北宋统一奠定了基础。而十国政权（如南唐、吴越、蜀地等）多偏安一隅，其统治者的理想多为“保境安民、偏安自保”——吴越王钱镠奉行“善事中国，保境安民”的策略，兴修水利、发展农桑，让吴越地区成为乱世中的“安乐土”，这份“局部安稳”的理想，成为割据政权中难得的亮色。

对于文人士子而言，五代的动荡与礼崩乐坏，让他们的理想信念从“兼济天下”转向“避世自保与道义坚守”的矛盾交织。一方面，许多文人因战乱失去仕途依托，被迫隐于民间，将理想寄托于“耕读传家、远离纷争”——他们或隐居山林，以诗文抒发对乱世的感慨；或依附地方政权，却难有“致君尧舜”的抱负，只能在夹缝中寻求生存。另一方面，仍有部分士人坚守儒家“忠义”信念，不为乱世所动摇：如冯道历仕后唐、后晋、后汉、后周四朝，虽被后世诟病“不忠”，但其“但教方寸无诸恶，狼虎丛中也立身”的处世理念，本质上是乱世中“以民为本、维系文脉”的无奈坚守；还有如王朴为后周世宗献上《平边策》，以“先易后难、逐步统一”的策略，践行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理想，展现了乱世文人的担当。

民间层面，百姓的理想信念彻底回归“生存本能”，“免于战乱、有饭可吃”成为最朴素的渴望。五代十国时期，“千里无烟，狐兔夜嚎”的惨状屡见不鲜，百姓或流离失所、躲避兵灾，或被强征入伍、死于非命，他们不再奢求“安居乐业”，只求“家人团聚、苟活于世”。民俗活动中，祭祀祖先、祈求平安的仪式愈发庄重，如寒食节扫墓、重阳节登高，这些习俗承载着百姓对“远离灾祸”的卑微期盼；而民间歌谣中，也多是对乱世苦难的控诉与对太平的向往，如“自从大驾去奔西，贵落深坑贱出泥”，直白地道出了战乱对民生的摧残。

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，也褪去了隋唐的昂扬，多以“悲怆写实”的风格传递理想信念的挣扎。诗词方面，南唐后主李煜的“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以亡国之痛抒发对“故国安稳”的追忆；韦庄的《秦妇吟》“内库烧为锦绣灰，天街踏尽公卿骨”，以写实笔触描绘战乱惨状，暗含对“太平盛世”的渴望。绘画与书法则多呈现“沉郁内敛”的气质，如五代的山水画（荆浩、关仝），以“峰峦叠嶂、意境苍凉”的画面，隐喻乱世中人们对“精神栖居地”的向往。

可以说，五代十国时期的理想信念，是乱世中的“精神挣扎与务实求生”。它虽失去了盛世的宏大与昂扬，却在动荡中坚守着文明的底色——统治阶层对“局部安稳”的追求、文人士子对“道义”的执着、百姓对“生存”的渴望，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理想信念的核心。尽管这份信念充满“无奈与卑微”，却为北宋统一后理想信念的再次整合，埋下了“渴望安定、重建秩序”的精神伏笔。

紧接着，在辽宋夏金元时期，中国历史进入“政权并立、民族交融”的特殊阶段——汉族建立的宋朝与契丹族的辽、党项族的夏、女真族的金、蒙古族的元先后对峙或并存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交织，使得理想信念的探索突破了单一汉族视角，呈现“多元并存、互鉴融合”的鲜明特征。这一时期，不同政权、不同民族基于自身文化传统与统治需求，构建起各具特色的精神体系，最终在碰撞中走向融合，为“大一统”理想注入了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新内涵。

在宋朝，“崇文抑武”的治国方略让理想信念聚焦于“文治盛世与伦理坚守”。北宋建立后，统治者吸取五代战乱教训，以“重文轻武”稳定政权，士大夫阶层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，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理想被重新激活并深化。范仲淹提出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将个人抱负与家国命运紧密绑定；王安石推行变法，以“富国强兵、扭转积贫积弱”为理想，试图通过制度革新实现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；朱熹等理学家构建“程朱理学”，以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为核心，将儒家伦理上升到宇宙哲学高度，主张通过道德修养实现“圣贤之境”，为士大夫与百姓提供了明确的精神准则。

民间层面，宋朝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“世俗化”的理想追求。城市兴起、市民阶层壮大，百姓的理想不再局限于“生存安稳”，而是增添了“生活富足、精神愉悦”的诉求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中“市井繁华、民生安乐”的场景，正是民间对“太平生活”的生动想象；话本小说、戏曲杂剧的兴起，如《碾玉观音》《错斩崔宁》，以通俗故事传递“善恶有报、真情可贵”的信念；而“重农桑、兴教育”的民俗，如重视科举、尊敬师长，让“耕读传家”成为普通家庭的理想，这些世俗化的信念与士大夫的“文治理想”相互呼应，共同构筑起宋朝的精神图景。

与此同时，辽、夏、金等少数民族政权，在理想信念的构建中呈现“汉化借鉴与本民族特色融合”的特点。辽朝推行“以国制治契丹，以汉制待汉人”的双轨政策，既保留契丹族“尚武、敬天”的传统信念，如重视骑兵、祭祀天地日月，又借鉴儒家“忠孝”伦理与“大一统”理想，将“燕云十六州”纳入统治，追求“南北一家”的秩序；西夏以党项族“崇信佛教”为精神核心，同时吸收汉族文化，创制西夏文字、修建佛寺（如承天寺），将“佛佑家国、族民安康”作为核心理想；金朝则在灭辽破宋后，迅速吸纳儒家文化，金世宗推崇“汉家典章制度”，以“仁政爱民、开创治世”为理想，甚至效仿宋朝开科取士，让儒家信念成为维系统治的重要精神纽带。

到了元朝，“大一统”的疆域空前辽阔，多民族融合达到新高度，理想信念呈现“兼容并蓄、多元一体”的格局。元朝统治者以“天下一家”为政治理想，打破此前“华夷之辨”的局限，将蒙古、汉、藏、回等多个民族纳入统治，通过“行省制度”巩固统一，其“疆域无边界、民族共融和”的理想，远超此前任何朝代；在文化层面，元朝既保留蒙古族“尚武、重实用”的传统，又尊奉藏传佛教，同时兼容儒、道思想，形成“三教九流并存”的宽松氛围——儒家虽未成为正统，却仍被用于教化百姓；藏传佛教被尊为“国教”，萨迦派八思巴成为帝师，“佛护天下”的信念贯穿统治；道教、伊斯兰教等也获得发展空间，多元信仰共同构成元朝的精神底色。

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，成为理想信念“碰撞融合”的直接载体。宋朝的诗词中，苏轼“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”的豪情，既体现对“国家安定”的渴望，也暗含对边疆战事的忧虑；陆游“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的遗愿，凝聚着“收复故土、实现统一”的执着信念。元曲则以更通俗的形式传递多元理想，关汉卿《窦娥冤》以“感天动地”的剧情控诉不公，追求“正义昭彰”；马致远《天净沙·秋思》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的感慨，既藏着文人对“仕途失意”的怅惘，也暗含对“安稳归宿”的向往；而元杂剧中“民族交融”的题材，如《汉宫秋》对汉匈关系的重构，展现了“天下一家”的理想倾向。

民间层面，多民族习俗的融合让理想信念更具烟火气。春节、中秋等传统节日融入少数民族元素，如蒙古族的“那达慕”大会与汉族的集市结合，传递“欢乐祥和”的理想；饮食、服饰的交融，如回族的饮食文化、蒙古族的服饰风格融入日常，展现“各美其美、美美与共”的包容；而“重商”观念在元朝的盛行，让商旅之人以“互通有无、积累财富”为理想，沿着丝绸之路与海上航线，将中国的商品与文化传播至海外，这份“开放进取”的信念，正是时代融合的生动体现。

可以说，辽宋夏金元时期的理想信念，实现了从“单一民族视角”到“多民族共同体”的关键跨越。它在政权对峙中碰撞，在文化互鉴中融合，既延续了“大一统”“仁政民本”的核心基因，又注入了“民族包容”“世俗多元”的新内涵。这份在碰撞中凝聚的精神共识，不仅支撑着多民族政权的存续与发展，更为明清时期“多民族统一国家”理想信念的最终定型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与精神基础。

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，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格局进一步巩固，封建制度迎来“鼎盛与衰落”的转折，理想信念的探索也随之呈现“坚守传统、应对变局”的复杂特征。这一时期，既要维系“大一统”的政治核心与儒家正统的伦理根基，又要面对内忧外患与思想启蒙的冲击，理想信念在“守成”与“变革”的张力中，既延续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，也悄然孕育着新的思想火种。

在政治层面，“维护大一统、实现长治久安”始终是明清两代的核心理想。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以“驱逐胡虏，恢复中华”为旗帜，重建汉族政权，主张“休养生息、轻徭薄赋”，通过废除丞相、强化中央集权，试图构建“皇权至上、吏治清明”的统治秩序，其“使民有恒产，使民有恒心”的理想，成为明初治国的基本遵循；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、派遣郑和下西洋，以“威服四海、万邦来朝”的壮举，践行“天下共主”的大一统理想。清朝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，更是将“维护疆域完整、融合多民族”作为核心信念——康熙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、抗击沙俄，雍正推行改土归流、加强对西南边疆的管理，乾隆巩固西北疆域、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三代君主共同构建起“疆域辽阔、民族和睦”的帝国格局，其“满汉一家、中外一体”的理念，让“大一统”理想突破了民族界限，升华为多民族共同体的共同追求。

儒家思想，尤其是程朱理学，在明清时期仍是理想信念的“正统内核”。明朝将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，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伦理准则成为士大夫与百姓的行为规范，“忠孝节义”被推向极致——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气节被大力推崇，方孝孺为坚守“忠君”信念不惜被灭十族，这些都成为儒家理想信念的具象化表达。清朝同样尊崇理学，康熙命人编撰《朱子全书》，将朱熹尊为“万世师表”，通过科举与教化，让“仁义礼智信”的伦理深入社会各阶层，维系着社会秩序的稳定。

与此同时，明清时期的思想界也出现了“反思传统、追求革新”的新动向，为理想信念注入了“批判与启蒙”的因子。明朝中后期，王阳明提出“心学”，主张“知行合一”“致良知”，将理想信念的根基从“外在天理”转向“内在本心”，鼓励个体通过自我觉醒实现道德完善，为士大夫提供了突破程朱理学束缚的精神路径；李贽以“童心说”批判礼教虚伪，主张“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”，将理想聚焦于“真实人性”的释放。明末清初，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等思想家在反思明亡教训的基础上，提出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担当意识，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批判君主专制，主张“天下为主，君为客”，王夫之强调“经世致用”，倡导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结合，这些思想虽未突破封建框架，却为理想信念增添了“关注民生、批判现实”的务实色彩。

民间层面，理想信念呈现“世俗化与多元化”的趋势。明清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，市民阶层壮大，百姓的理想不再局限于“耕读传家”，而是增添了“生活富足、精神愉悦”的世俗追求——《清明上河图》的仿作与《金瓶梅》《红楼梦》等小说的流行，既描绘了市井繁华与家庭生活，也传递着“善恶有报、真情可贵”的朴素信念；戏曲（如昆曲、京剧）的兴起，以《牡丹亭》“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”的浪漫，《窦娥冤》对正义的坚守，成为民间情感与理想的宣泄口。此外，民间宗教与帮会组织的盛行，如白莲教、天地会，虽多带有反抗色彩，但其“均贫富、等贵贱”的口号，本质上是百姓对“公平正义”的渴望，与官方理想形成互补与张力。

面对晚明与晚清的“内忧外患”，理想信念更增添了“救亡图存、变革求强”的时代内涵。明末，面对农民起义与清军入关，史可法坚守扬州、夏完淳少年抗清，以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气节，践行“忠君报国”的理想；晚清，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，林则徐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的担当，魏源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，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“自强求富”的洋务运动理想，康有为、梁启超“变法图强”的维新信念，孙中山“驱除鞑虏，恢复中华，创立民国，平均地权”的民主革命理想，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“救亡图存”的精神主线——理想信念从“维护封建大一统”转向“探索国家出路”，从“传统伦理坚守”转向“学习西方、变革制度”，开启了中国理想信念的近代转型。

可以说，明清两代的理想信念，是“传统巅峰与近代开端”的交汇。它既以强大的凝聚力维系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稳定，将“儒家伦理”“大一统”等传统信念推向极致；又在时代变局中孕育了“批判反思”与“救亡图存”的新思想，为中华文明从古代走向近代提供了精神动力。这份在坚守中嬗变的信念，既是封建时代的精神收官，也是近代中国探索的思想先声。

而在欧洲各国，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，对于理想信念领域，便已开启了极具理性色彩与人文精神的探索，形成了与东方文明截然不同却同样深刻的精神脉络。这一时期的理想信念，摆脱了原始宗教的蒙昧束缚，转向对“人自身”“社会秩序”“宇宙真理”的理性叩问，为后世欧洲乃至西方文明的精神内核奠定了基石。

在古希腊，城邦制度的繁荣催生了“公民精神”与“理性探索”的理想信念。哲学家们不再满足于用神话解释世界，而是以逻辑与思辨为工具，追寻事物的本质：苏格拉底提出“认识你自己”，将理想信念的焦点从“神”转向“人”，主张通过不断追问与反思，探寻“美德”与“正义”的本质，他坚信“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”，将“追求真理、坚守道德”作为人生的最高理想；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中勾勒出“哲学王统治、各阶层各司其职”的理想社会蓝图，认为“正义”是社会的核心，个体应通过理性克制欲望，追求“理念世界”的永恒真理，这份对“理想秩序”与“理性至上”的信念，深刻影响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；亚里士多德则强调“中庸之道”，主张“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”，将“城邦的善”与“个体的幸福”相结合，认为理想的生活是“沉思的生活”与“实践的生活”的统一，他对自然、伦理、政治的系统性探索，为理想信念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理论支撑。

与此同时，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与民俗生活也承载着理想信念的表达：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《奥德赛》中，英雄们“勇敢、忠诚、荣誉至上”的精神，成为古希腊人对“理想人格”的向往；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《俄狄浦斯王》，通过命运与人性的冲突，探讨“人在困境中坚守道德”的信念；奥林匹亚运动会以“和平、竞争、荣誉”为宗旨，展现了古希腊人对“身体与精神双重卓越”的追求。这些文化实践，让理想信念从哲学殿堂走向大众生活，成为凝聚城邦的精神纽带。

古罗马时期，理想信念在继承古希腊理性精神的基础上，更融入了“法治”与“帝国秩序”的现实追求。早期的罗马共和国以“公民平等、法治至上”为信念核心，《十二铜表法》的颁布，将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（公民范围内）”的理念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，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基石；罗马人崇尚“责任、纪律、荣誉”的公民美德，西塞罗等思想家融合希腊哲学与罗马传统，主张“自然法”是宇宙的最高法则，人类法律应遵循自然理性，这份对“法治理想”的坚守，成为罗马文明的鲜明特质。

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，“天下一统、万邦臣服”的理想逐渐成为政治信念的核心。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后，以“恢复共和国秩序、实现和平繁荣”为口号，构建起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，“罗马和平”（PaxRoana）时期的稳定与繁荣，让“帝国秩序”成为罗马人引以为傲的理想；基督教在罗马后期的兴起，更为理想信念注入了“宗教救赎”的新内涵——人们开始相信，通过信仰上帝、践行善功，能够在死后进入“天国”，这份对“来世幸福”的追求，逐渐取代了对现世帝国的单纯崇拜，为中世纪的宗教信念埋下伏笔。